香港合资格长者镶个假牙都有资助,关爱基金长者牙科服务资助项目由昨日起正式推行。关爱基金督导委员会已预留了1亿元(港币,下同)推行项目,预计为期两年,估计可惠及约1.03万名长者,每名受助人的资助金额上限为9240元。而儿童及长者疫苗资助计划昨日也正式展开。
关爱基金是一个慈善信托基金,成立时由香港政府出资50亿元,同时向商界筹募50亿元,为基层市民提供社会安全网(如综援)不能提供的多方面支援。自2010年底成立至今,共推出17个援助项目,预计可惠及数十万人。
据悉,通过长者牙科服务资助计划,合资格的长者可获转介至参与项目的牙医,接受镶活动假牙及其他必需的牙科诊疗服务,目前已经有222名牙医及37所非政府机构辖下的牙科诊所登记参与项目。
但计划对于受惠对象也有要求,受惠对象须为年龄60岁或以上而又并非综合社会保障援助受助人,以及截至去年年底,正在接受由社会福利署资助的“综合家居照顾服务”或“改善家居及小区照顾服务”,长者可向所属服务队申请转介。
此外,香港2012至2013年度的儿童及长者疫苗资助计划昨日也正式展开,根据“儿童流感疫苗资助计划”,年满6个月至未满6岁的儿童可获港府资助,到已登记参与计划的私家医生接受最多两剂的流感疫苗注射,每剂疫苗资助130元;而“长者疫苗资助计划”下,年届65岁或以上的长者,将获每剂130元的流感疫苗。此外,未曾接种过肺炎球菌疫苗的合资格长者,可获每剂190元资助接种肺炎球菌疫苗。
很多患者往往都会忽视做牙套这个环节,结果导致牙齿折裂。比较严重的龋齿经过完善的根管治疗后,将原来坏死的部分清除干净,在牙根管里经过清洗消毒上药,可以达到预防或清除根部炎症,保证牙齿健康的目的。
牙齿重新补上后,表面上看牙体完整了,但此时牙齿因已失去活力,牙体长期无营养滋润,由于失水渐渐变脆,如咀嚼力不当,极易造成牙体折裂,使前期的治疗失败。
所以,在患牙上加冠套保护患牙,恢复咀嚼功能,防止充填物脱落及防止食物嵌塞是很有必要的,是治疗方案的重要部分。
临床上牙冠套有金属冠及烤瓷冠两种。金属冠根据金属成分的不同有普通钢、NP钢、贵金属钢及合金钢。烤瓷冠是在金属冠外再烤制一层瓷,使牙体颜色更加仿真,并且有光泽,质地坚硬,达到以假乱真的效果,常用于前牙;金属冠则坚固耐用,但因外露金属色,与真牙颜色差异较大,一般用于后牙。
患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及患牙的位置选择适宜的牙冠套,做到防患于未然。
本文关键词:补牙 种植牙的术后呵护 种植牙的常见问题
6年前,市民李阿婆在市区××爱民门诊口腔专科镶了8颗水晶瓷牙,不久便感到极度不适应。一年后,看到假牙几近糜烂,她才发现自己上当了。当她再次找到这家门诊时,主治医生已不见踪影,门诊方也以此为由不予保修假牙。由此,李阿婆走上了长达6年的维权之路;最终,无奈的她找到了本报记者。
回放
花1200元镶8颗劣质假牙
2006年5月,李阿婆因有三颗坏牙到华园东路的××爱民门诊口腔专科看病,该门诊的主治医生“刘主任”建议她,做一个八齿套的假牙,8颗水晶瓷牙的“爱心价”是1200元。“刘主任”声称,凡是在该门诊镶的假牙,均保证5—10年的保修期。当时,李阿婆便拿到了他开具的一张有十年保修期的保修卡。
没想到,假牙镶上去几天后,李阿婆便感到严重不适应,开始她还以为是处于适应期,没多留意。半年后,李阿婆原已坏掉的牙齿牙肉开始发炎,镶上牙套部分的好牙也开始疼痛。于是,李阿婆去诊所找主治医生,却被告知现在诊所既无牙科也无那名主治医生。诊所还告诉她,要把牙齿弄好,需她自己找到当时的主治医生。
由于当时没想到其他的维权途径,李阿婆就没有继续追究下去。
律师
保修卡仍具有法律效力
“一直忍了6年,我决定讨个说法。”看到本报“天天315”栏目的维权案例后,李阿婆找到了记者。
昨日,记者根据李阿婆提供的××爱民门诊口腔专科宣传单上的信息,来到华园东路16号,发现这附近并不存在什么牙科诊所,沿街只不过是一些小商铺。于是,记者以一名患者的名义拨打了假牙保修卡上的固定电话,但却显示为空号。不过,保修卡上的手机号码则被记者拨通了,接电话的是一名男士。
“我们诊所早就搬家了,如您需要就诊请前往新会区××路。”接电话的男士说。
当记者问及李阿婆的主治医生“刘主任”是否还在诊所内时,该男士忙称“刘主任”早已不在诊所内工作,至于他去哪了更是一无所知。若对假牙质量存疑,需到相关部门做鉴定报告后,再去门诊维修。随后,他便匆匆挂断了电话。
针对此事,广东五邑律师事务所的林燕律师称,当时主治医生开具的十年保修期保修卡仍具有法律效力。“像诊所说的,找医生个人而不是找诊所的观点是错误的。”她称,从法律角度来说,应该直接找诊所,但前提是李阿婆需到卫生部门办理相关鉴定手续。
消委会
消费者维权鉴定难、成本高
“鉴定难和维权成本高,是长期困扰消费者正当维权的一个瓶颈。”市消委会秘书长黄达儒向记者介绍,对问题商品进行鉴定,需要到国家指定的有资质的部门,中小城市没有这样的部门,只能去广州、深圳等大城市,不仅过程繁琐,鉴定费用还很高,消费者大多望而却步。“为了一件几百甚至几十块钱的东西,要多次往返于商家、消委会、质量鉴定部门之间,这样的维权容易吗?为了维权,有时还得先垫付上千元的鉴定费。可以说,维权成本过高,已成为造假、售假行为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。”黄达儒建议,应切实减轻消费者维权的成本负担,比如政府部门降低鉴定费用,尽量简化维权程序;或由商家举证,提供厂家的检测报告等。
另外,黄达儒表示,今后将改变与媒体宣传合作的方式,让媒体全程介入调解过程。“很多商家不担心罚钱,他们担心的是曝光。”他表示,通过这种方式,能约束更多的商家诚信守法。